We didn't love freedom enough.很简短却又很有力的一句话。联系到索翁的人生经历，我突然很有兴趣去查看这句话的上下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发现这句话是出现在巨著《古拉格群岛》的：
“如果……如果……。我们不够爱自由。更要紧的——是不认识到真实状况。我们在1917年的一次无节制的爆发中消耗尽了。随后就急于顺从屈服，心甘情愿地屈服！……对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我们简直完全是咎由自取。”
——《古拉格群岛·卷一 ·第一章：逮捕》
"If ... if ... We didn't love freedom enough. And even more-we had no awareness of the real situation. We spent ourselves in one unrestrained outburst in 1917, and then we hurried to submit. We submitted with pleasure! We purely and simply deserved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afterward."以上的中文译版是我根据英文译版在群众出版社的中译版上作过修改后的译文。我不懂俄语所以也不知道原文是否如此，但我的确觉得didn't这个过去式用得实在太贴切了。
——The Gulag Archipelago, Vol I, Chap I Arrest
这里想讲的是另外一本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The Germans, 1933-45）。作者Milton Mayer是一个美国记者，德裔犹太人。他在战后在德国生活过，和十个他称为“我的纳粹朋友”的德国人交了朋友。这本书便是他自己倾听到的故事和调查研究。
魏玛德国作为一个一战后刚刚建立起的新政权，有着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大萧条导致的经济危机为纳粹的被选举上台提供了机会。通过一系列对魏玛宪制的毁坏纳粹党成功地将这个共和国转变为了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以上也是我们都知道的历史。
当然，当讲到为什么他们支持纳粹党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把问题指向了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纳粹的执政令本来失业的他们找到了工作，经济在逐渐好转，可耻的不平等条约被撕毁。这些论调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经历过极端的贫困后好转，人们很自然是不希望再回到过去的。无论他们心中对纳粹党有没有怀有感激之心，至少享受着静好岁月的他们不愿意回到过去。
The good developmen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we had a democracy, or a dictatorship, or what. The form of governmen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A man had a little money, a chance, and he di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any system. Inside the system, you see the benefits.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只是这个世界的确存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区别。失业者、工人农民与低中产组成了纳粹强有力的支持力量，甚至基本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见到全德国的犹太人被迫害和杀戮，只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切身的好处。尽管一战后帝国的瓦解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自由不能当作生计的替代品。
好的发展和我们有一个民主制度，或是独裁制度或是什么其他的都没有关系。政府的组织形式和那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有少许钱财，有机会，那他不关心任何体制问题。在体制内部，你看到收益。
自由的意义？
那么，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很自由的体制内，却能给我们自己带来相当富足的生活，那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自由呢？那些自由是我们本来就应得的（天赋的），还是只是可以由我们的政府施予或是剥夺的呢？正如“纳粹朋友”们认为的，他们觉得德国的战败只是因为一系列差错，希特勒他总体是好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被一些幕僚给坑了（是不是很熟悉的论调？）。我想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由爱好者不能定义政治上的“好”，那么我们无法总结出自由主义追求的意义。这也是任何一种能够通过创造经济繁荣来维持其专制统治的模式（无论是纳粹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得以腐蚀人类道德水准的原因。
关于政治上的“好”或者说“良政”，我想这里我无法展开讲下去。因为也许对这十个“纳粹朋友”以及其他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普通人来说，政治是否重要都是存疑的。
政治的地位？
The King makes war，and the people die.纳粹德国的人眼中国家是神圣伟大的，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关心政治吗？他们关心国家的兴盛，也就是国家大事。但他们却深深缺乏基本的权利意识，或者说作为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和道德义务。作者作为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下直白的对比：
Arguing with an American, you may ask him, with propriety, "All right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if you had been President?" You don't ask one of my Nazi friends what he would have done if he had been Fuhrer or Emperor. The concept that the citizen might become the actual Head of the State has no reality for my friends.我们说现代文明政治中公民的参与意识非常重要。在浸润着集体主义的国度，人们被教导他们都是普通的，集体是至上的。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政治观点，从个人来说，他们不关心自己或是他人的权利，多从个人处境出发去看待社会——既然我感觉到我的处境还是不错的，那这个社会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从国家或是民族来说，这些在实际生活中的小人物则像是站在集体的角度想问题，仿佛这个时候他已与自己的集体成为一体——国家的兴盛是纳粹党的荣耀，也是自己的无比荣耀。10个人中9个人在回顾过去时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
和一个美国人争论，你可能会正经地问他，“如果你当总统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你不会问我任何一位纳粹朋友如果他当了元首或是皇帝他会怎么做。一个普通平民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对我的朋友来说并不现实。
平庸之恶
在这静好岁月中，这段他们丰衣足食的日子中，难道没有任何的迹象让他们对政权的本质产生怀疑？书中的开始部分，实际上描写了在1938年纳粹“水晶之夜”中（在纳粹怂恿和鼓动下，各地纳粹分子走上街头，疯狂地袭击犹太人，破坏财产），Kronenberg（书中的背景地方，一个小市镇）中这十位纳粹党员分别在做的事。围观，参与或传达指令，这些普通人参与着对和自己同城的犹太人的迫害。接下来的岁月，他们可能听到一些关于集中营的传闻，但他们很自觉地认为那是谣言，即使到了战后，这些曾经的纳粹分子对大屠杀的暴行感到“集体的羞辱”，却不认为个人做错了太多什么。
这本书所展现的纳粹统治机器中的德国人，他们的生活给人的印象实际是很普通平凡的。这种图景第一次被世人和学术界聚焦关注，是在汉娜·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时候。她笔下的纳粹战犯艾希曼，庸碌而寻常，这引起了认为她在维护纳粹的争议——实际上，《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比阿伦特的著作还要早几年出版，但是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
她由是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统治的极端之恶实际是由绝大部分人的平庸之恶支撑起来的。与传统的威权主义不同的是，全能国家的绝对权威和统治一切——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人世界——的性质，让它必然需要绝大部分人的参与。也正正因为这样，通往罪恶之路对每个人来说是在不经意间造成的。人们倾向于相信常识，按照常识生活，享受熟悉感带来的愉悦，然而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总结出的常识是天然无法对抗专制的。阿伦特认为正是人的平常最后造成了极权主义之极恶。
对于公共世界的构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果我们真的足够热爱自由，也许它就不会那么被我们失去。但这一切对于本来就没有自由的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将一些纳粹德国的生活细节代入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天朝历史的了解。太阳底下真的无新事。
脑海中又想起了这句话：
“The fallacy is to believe that under a dictatorial government you can be free inside.”
——George Orwell
“相信在一个独裁政府之下你在体制内部能够获得自由实际是一种谬见。”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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