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

这一系列三篇文章是刘晓波先生写于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的评论，载于香港《解放月报》，一份非常有时代性的杂志。今天和朋友们聊到刘晓波近况，就想起以前在大学图书馆翻那本英文版的《新鬼旧梦》时读到的此文第一篇。实际上他在本文透露出的思想在当时而言非常有进步意义。讽刺的是，我在互联网上几乎搜索不到这三篇文章的原文，反而是在一个转载当时官方批臭刘晓波的《刘晓波其人其事》文集的附录中找到的，每篇后面还有御用文人的“辛辣”点评,这种附录现在看来只像是在“高端黑”。

悲剧英雄的悲剧 ——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一

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人老了，总要死。但是，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界，特别是一大批要求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对胡耀邦之死的激烈反应却令我大吃一惊。我开始对自己的淡漠产生怀疑、不安，是不是我过于冷酷，乃至不近人情、不辨是非?在某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追问的逼迫下，我认真地，甚至可以说是庄严地阅读了近几日有关胡耀邦之死的各种消息、评论、追忆，这一读，真的使我由吃惊、怀疑、不安进入了一种悲哀——平静的悲哀，这悲哀不是因为胡耀邦的死，也不是因为受到了举国哀悼的感染，而是因为中国人对胡耀邦死如此狂热的反应。

悲剧是制度性而非个人性的

记得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因“反自由化”运动而被迫辞职时，就听到过有人把胡耀邦称为“悲剧英雄”。但是，由于胡耀邦辞职之后的毫无作为，人们的关心也随时间过去而渐渐淡漠。经过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改革的一系列失败，也由于执政党的权力越来越减弱，更由于人们的失望和不满愈演愈烈，从八九年二月到四月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方励之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上书所引发出的一连串上书、签名等活动，终因胡耀邦的 然逝世而酿成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之浩大，仿佛使人又回到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为悼念周恩来之死而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的时代。胡耀邦的亡屡出像周恩来的一样，在人们的悲愤中、抗议中变成了悲剧英雄。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有类似的悲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开始)?为什么中国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人物的怀志?难道后者的价值(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远远不如前者吗?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回答是众所周知的——专制制度的本性无法容忍任何异己分子，哪怕是帮忙式的异己分子。因而，胡耀邦等人的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这类悲剧就会不断发生。正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这种类型的悲剧式英雄。他们的特征是：忠而不见信，直谏而不见容。

胡耀邦与魏京生的对比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以为就需要更深层的追究。公正地讲，民主墙时期的悲剧人物(魏京生、徐文立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其进步性要远远超地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甚至我以为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异。胡耀邦仍然是在维持一党专制的范围内要求改革。即使他做过数不清的好事，也不是由于制度的优越造成的，而是由于胡本身所拥有的巨大特权造成的。运用特权来保证争取民主的人士，这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是自我讽刺——无论是对于保护者还是对于接受被保护者。而民主墙的民远成员则是要求从根本上废除一党专制，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带有争取自身的独立权利的性质，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正像在共产党的官办刊物上发表再激烈的批评言论也不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而在独立创办的民间刊物上发表最保守的言论也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一样。例如，在一九七九年时，共产党能够容忍刘宾雁等人在官办刊物上所发表的极为激烈的批评(如“人妖之间”上有“共产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自己”)；但是无法容忍类似“今天”这样的文学性民办刊物。民主墙时期的诸多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对邓小平改革的支持决不下于任何官办刊物上的言论，但是，前者受到了镇压，后者则受到了鼓励。

再进一步讲，胡耀邦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仅仅是被迫辞职，而魏京生等人所遭到的则是铁窗和锁链，其残酷性、非人性要远远超过胡耀邦。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可以发现胡耀邦即使辞职，也是特权者的受屈，而无特权的魏京生们就只好饱尝铁窗之苦了，我相信，如果在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中。里根杀人和一个职员杀人，会同样受到法律的平等审判，但是在中国，特权不仅表现在享受中，也表现在受惩罚之中。

正因为胡耀邦身居中共的高位，享有巨大的特权，也困为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站在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的基点上，所以，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与魏京生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胡耀邦是专制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等人则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

著名知识分子的君臣

有鉴于上述区别，我认为，真正具有民主意识和足够勇气的知识分子，应该以更大的热情，更有力的行动来支持、声援和关切民主墙时期的民主运动的先驱者，起码也应该以同等的声势来支持魏京生等人。但是，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十年前魏京生等人进监狱时，全中国处在可悲的沉默，甚至是冷漠之中，十年后也仅仅是用极为温和的态度要求特赦政治犯。但是，胡耀邦刚刚去世，就掀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悼念活动，一些被当政者视为异己的著名知识分子，不仅公开对胡耀邦进行了过高的评价，而且大都立刻或打电话、或亲临胡家，向胡耀邦的家属表示慰问。远在美国的李春光也代表刘宾雁、王若水、阮铭通过越洋的长途电话，向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表示深切的慰问，其感情之深大有手足般的君臣关系之味。这一切，都是魏京生等人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方励之率先为魏京等人呼吁，或许根本不会有签名运动。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在狱中的悲惨状态还远甚过胡耀邦辞职后的处境，但是又有几个知识人公开对他们的家属表示过慰问呢?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策略上的考虑，有安全感的作用，更有中国人所特有的对权力者的崇拜。如果说，大学生们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师出有名，借题发挥，非但不应该指责，反而应该公开支持，至少应该持谅解态度，那么对于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态，就要有所批评。因为胡耀邦曾或直接或间接地用自己的特权保护过他们，并给予了他们以更大的言论自由权，因而他们大都怀着强烈的感恩心理，这样就形成了开明君主与开明知知分子的最佳关系。更进一步讲，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关系。在胡耀邦当政之时，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他做后盾，就不至于太危险。而要与民主墙的人过往甚密，肯定非常危险，因为魏京生等人没有任何特权，别说保护别人，连自己都无法保护。

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

在近些年的改革中，一大批追求民主的著名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令人忧虑的姿态：他们总是竭尽全力靠近中共高层的开明派，恨不得立刻成国幕僚之一，与某些高层官僚的密切关系是他们非常自豪的资本，常常以颇有神秘的语气向人暗示性地提起某某人物。但他们却极力回避民主墙人士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民主组织“中国之春”(尽管这个组织有种种令人失望，甚至无法容忍的缺陷，但它毕竟是一个海外留学生们自发的民主团体，是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走向民主的组织化、程序化的一种尝试，它总不会比执政党更糟)，默认了中共把“中国之春”定为反动组织的专制行为，以至使一个民主团体处在谈虎色变的困境之中。说到底，这些知识分子如此行为，既是为了个人安危着想，更是为了得到权力。我想，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同为改革者，胡耀邦与魏京生等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替胡耀邦讨还公正，却不能同样理直气壮地为学生运动，民主墙讨还正义。从这种双重标准中，可以发现胡耀邦与魏京生等人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开明君主，后者是民主斗士。

因而，胡耀邦在本质上不是为民主化而牺牲的悲剧英雄，却被人们视为悲剧英雄；而魏京生等人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真正的悲剧英雄，却常常被人们忘记。这才是中国的深刻悲剧。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其人其事》的评论】本书编者按：此文把胡耀邦和周恩来、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污蔑为“悲剧英雄”，并把胡耀邦同志与反革命分子魏京生相提并论。胡说胡耀邦同志是“专制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则是“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的；“悲剧”之所以会“不断发生”，根源 在于“长期的专制主义”，因而这种“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刘晓波在文中煽动“大陆的大学生们”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要“公开支持”魏京生和流亡海外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的叛国活动。《中国之春》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喉舌。刘晓波为“中国民联”摇唇鼓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完善制度还是塑造完美领袖 ——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二

中国知识界对胡耀邦逝世的狂热反应，还表现在对胡耀邦的政绩与人格的情绪化的，甚至戏剧化的过分赞美之上。从大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喊出的口号到知识界开明派的各类悼念文 ，胡耀邦由一个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的失败者，变成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道德完人。“耀邦万岁!”的口号出现在大学生的悼念队伍中，纪念碑下晃动着一幅幅赞美胡耀邦的标语。一些曾经见过胡耀邦的开明知识分子们的赞美之词。因其真切的细节回忆而尤为深切。海外 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国内的悼念和赞美的活动之中。方励之先生也称胡耀邦是受人敬重的政治家，并说胡耀邦“领导下的日子，是中国知识分最美好的时刻。”

我承认由胡耀邦的逝世所促发的学生运动，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我承认胡耀邦的下台是不公正的，也知道与中共高层的其他人相比，胡耀邦是开明的，干过不少深得人心的好事；我还特别欣赏他作为一个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的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一反中共领导人的刻板、官僚气十足的作风。但客观地讲，胡耀邦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只是一位在整体昏庸的中共集团的衬托下，显得比较正直、宽容、廉洁和好学的官僚，至多只是一个清官而已。而胡耀邦下台后的表现就更令人失望。同次公开露面和参加政治局会议，都是作为政治花瓶而摆摆样子。这种屈辱他居然能够忍受，大概也是几十年共产党教育的结果。不管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处境抱有多么强烈的不满，但是他在公共场合的沉默，就等于在政治上默许了逼迫他辞职的错误决定。而同样是因为提出激进的改革主张而被迫下台的苏联前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苏共中并没有胡耀邦在中共中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但是叶利钦下台之后，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一次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从观点到措词，比全在台上时更为激进和强硬。正是这种坚持正义的自信、勇气和强硬的对抗态度，使他以绝对压倒优势的高票率，击败了由苏共中央提名的候选人。两相比较，差距何其大哉。因此，胡耀邦作为一个政治家，缺乏应有的魄力和策略；作为一个人，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无所惧畏的胆识。即使不追究胡耀邦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过失(例如，他曾在人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长文，重申思想独裁主义的“工具论”)，仅就他下台以后的毫无作为而言，也不配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退一步讲，即便假定这些誉美之词都是客观的，公正的，假定胡耀邦是一个完人，那么为什么如此杰出的政治家和道德完人竟如此轻易地被赶下了台呢?在人们以全部的悲愤之情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领袖之时，却忽略了塑造人格偶像的危险性。它表现出中国知识界的难以根除的救世主意识和人治传统，说明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仍然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一位开明君主的身上。中国历来不乏胡耀邦式的开明君主，但是他们谁也无法拯救中国。为什么不能抛弃寻找开明君主，但是他们谁也无法拯救中国。为什么不能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呢?我不相信，胡耀邦式的人物大权在握之时，就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之日。“胡耀邦当政之日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刻”的评价，其心态仍然是奴隶对主人的感恩。此类评价居然出自方励之这样的民主斗士之口，岂不是对民主的最大亵渎和嘲讽吗?方励之在这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的表现是一种意识上的倒退，我多么希望这是一时的失误，而不是方励之未来的方向。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争取独立的权力和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时刻。维系知识界与当权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和中介，不应该是当权者的完美的道德人格，而应该是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这种协调关系不应该是上对下，君对臣的恩赐和下对上、臣对君的忠诚，而应该是平等的利益合作。对于追求民主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只要胡耀邦式的、周恩来式的礼贤下士的救世主存在一天，知识界就无真正的自由可言。有人会辩解说，这是一种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策略。不错，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有策咯，但，决不能在专制政治的规则中讲策略，而只能在民主政治的规则中讲策略，在争取民主的规则中，尽管做到有理有节、心平气和，决不能只凭仇恨，中国人对专制的仇恨所导致的往往不是智慧，而是同样的愚昧。仇恨会腐蚀人的智慧。如果为争取民主而运用的策略是把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奴隶位置上，那么这种策略最好不讲。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都在讲这种策略。

中国的民主，在根本的意义上，需要的是以具体的程度化行动建立完善的制度，而不需要完美的开明君主。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其人其事》的评论】本书编者按：此文的要害在于煽动对人民政权不满的社会“精英”起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即所谓走出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来。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与程序 ——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三

从胡耀邦逝世的现象中，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目标和程序的浮浅理解。就目标而言，起码从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打起了民主的旗帜。但是，大多数投入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目标的理解仅限于字面上，并不深入地了解民主的实质性内容。因而，有多少热血的知识人为争民主、争自由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些成为两党的同盟者，但是，这两个党都很快地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特别是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大多数进步的知识分子却完全认同共产党政权三十年，并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对专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用专政代替民主)。只有在经历了数次浩劫之后，他们才对共产党的反民主性质稍有觉悟。更重要的是，在抽象的理论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就民主讲出个所以然来，但一进入具体的情境之中，便不知民主为何物了。例如，四届文代会时，作家们对胡启立代表中央许诺的创作自由感激涕零，这次对胡耀邦的过分赞美。因此，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民主运动，口号多于具体的程序化运作。

就具体的民主程序而言，中国知识界喜欢轰轰烈烈，而缺乏做细致的具体工作的耐心。这次浩大的学生运动，给人以陈旧感。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中国的大学生争取民主的行动主要是一哄而起的大规模游行，干起来轰轰烈烈，结束后冷冷清清，太缺乏创造性。在中国，民主的口号至少喊了近百年，而程序化的具体行动却停留在七十年前的水平。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而是坚决支持。但是，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争取民主的具体的方法和程序应该更为具体化、多样化，更讲究实效。

既要在大的政治环境中以大规模的行动争取民主，也要不小的政治环境中做一些细小的、扎实的、具体的建设性工作。例如，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还可以对中国的非民主状态进行实证性的调查和研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师生、父子、夫妻、朋友)自觉地奉行民主规则。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如果用十三年为争取民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创办一个民间团体或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间刊行不是没有可能的。平心而论，大规模的运动对个人来讲确实更安全，而小范围的民主墙运动被镇压之扣，马上有人继续下去，十年下来，会有显著的成果。在中国，一份具有独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台湾从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开始，历经“民主评论”、“大学”等杂志，终于在三十多年后迎来了言论自由和反对党建立的时代。大陆难道真的就做不到吗?

在十几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官方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对民间的民主力量则过于忽视。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审判之时，全中国的冷漠证明了这种忽视(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仍然是愚昧者)。魏京生之后的几次学生运动，又因缺乏周密的组织和具体的程序而迅速瓦解。在我自己以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在义愤有余而冷静不足的学生运动中，甚至能够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式的情绪。如果能够程序化地组织来自民间的民主热情和民主行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而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是畸形的——以执政党的开明派为主而以民间的民主力量为辅(这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而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排斥民间力量)。而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应该以自治的民间的民主力量为主，而以官方的开明派为辅。民间力量的持续壮大所形成的非官方的压力集团，会逼迫官方做出让步及至根本性的革新。民主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争取民主的具体过程远比民主目标重要。或者说，过程的民主程序化才能使民主目标现实化。而在中国，往往是目标民主而程序非民主。中国式的大民主容易演化为暴民政治。困难的不是指出民主这一目标，而是使走向目标的过程到民主式的程序化。

在此意义上，这次胡耀邦逝世现象，既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迫切乃至急躁的心理，反映了现行体制的腐败，更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理解的浮浅乃至错误。这是一次对中国民主精英们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测试，并显露出许多公认的民主斗士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执政党开明派的权力的依赖和缺乏独立性；二、企图借开明君主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忽略民间的民主力量；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上，而缺乏对程序民主化的关注。而把民主意识形态化是导致民主运动原地踏步的深层原因。

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签名运动与其说是一次英雄的壮举，不如说是这种忏悔的开始。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其人其事》的评论】本书编者按：刘晓波在此文中，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等量齐观，胡说“这两个党”都“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污蔑中国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对于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们的动乱活动，他供认“并不反对”，“而是坚决支持”。他为这场动乱出谋 划策说，“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更讲实效”。为此，他鼓吹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做起。即一要抓组织，二要抓舆论。他说：“在中国，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由此可见，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政治“精英”们所一财标榜的“拥护改革”、“推动改革”完全是虚假的，别有企图的。

愿刘晓波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