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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

【转载】刘晓波: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

这一系列三篇文章是刘晓波先生写于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的评论,载于香港《解放月报》,一份非常有时代性的杂志。今天和朋友们聊到刘晓波近况,就想起以前在大学图书馆翻那本英文版的《新鬼旧梦》时读到的此文第一篇。实际上他在本文透露出的思想在当时而言非常有进步意义。讽刺的是,我在互联网上几乎搜索不到这三篇文章的原文,反而是在一个转载当时官方批臭刘晓波的《刘晓波其人其事》文集的附录中找到的,每篇后面还有御用文人的“辛辣”点评,这种附录现在看来只像是在“高端黑”。
悲剧英雄的悲剧 ——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一

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人老了,总要死。但是,海内外的华人知识界,特别是一大批要求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对胡耀邦之死的激烈反应却令我大吃一惊。我开始对自己的淡漠产生怀疑、不安,是不是我过于冷酷,乃至不近人情、不辨是非?在某种自我怀疑和自我追问的逼迫下,我认真地,甚至可以说是庄严地阅读了近几日有关胡耀邦之死的各种消息、评论、追忆,这一读,真的使我由吃惊、怀疑、不安进入了一种悲哀——平静的悲哀,这悲哀不是因为胡耀邦的死,也不是因为受到了举国哀悼的感染,而是因为中国人对胡耀邦死如此狂热的反应。

悲剧是制度性而非个人性的

记得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因“反自由化”运动而被迫辞职时,就听到过有人把胡耀邦称为“悲剧英雄”。但是,由于胡耀邦辞职之后的毫无作为,人们的关心也随时间过去而渐渐淡漠。经过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改革的一系列失败,也由于执政党的权力越来越减弱,更由于人们的失望和不满愈演愈烈,从八九年二月到四月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方励之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上书所引发出的一连串上书、签名等活动,终因胡耀邦的 然逝世而酿成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之浩大,仿佛使人又回到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为悼念周恩来之死而爆发的“天安门事件”的时代。胡耀邦的亡屡出像周恩来的一样,在人们的悲愤中、抗议中变成了悲剧英雄。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中华民族总有类似的悲剧(从屈原自投汨罗江开始)?为什么中国人对类似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式的悲剧英雄的追思,要远远超过对魏京生式的悲剧人物的怀志?难道后者的价值(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远远不如前者吗?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回答是众所周知的——专制制度的本性无法容忍任何异己分子,哪怕是帮忙式的异己分子。因而,胡耀邦等人的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只要专制制度存在一天,这类悲剧就会不断发生。正是长期的专制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这种类型的悲剧式英雄。他们的特征是:忠而不见信,直谏而不见容。

胡耀邦与魏京生的对比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我以为就需要更深层的追究。公正地讲,民主墙时期的悲剧人物(魏京生、徐文立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行动上,其进步性要远远超地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甚至我以为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异。胡耀邦仍然是在维持一党专制的范围内要求改革。即使他做过数不清的好事,也不是由于制度的优越造成的,而是由于胡本身所拥有的巨大特权造成的。运用特权来保证争取民主的人士,这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是自我讽刺——无论是对于保护者还是对于接受被保护者。而民主墙的民远成员则是要求从根本上废除一党专制,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带有争取自身的独立权利的性质,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与专制政体水火不容。正像在共产党的官办刊物上发表再激烈的批评言论也不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而在独立创办的民间刊物上发表最保守的言论也具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意义一样。例如,在一九七九年时,共产党能够容忍刘宾雁等人在官办刊物上所发表的极为激烈的批评(如“人妖之间”上有“共产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自己”);但是无法容忍类似“今天”这样的文学性民办刊物。民主墙时期的诸多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对邓小平改革的支持决不下于任何官办刊物上的言论,但是,前者受到了镇压,后者则受到了鼓励。

再进一步讲,胡耀邦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仅仅是被迫辞职,而魏京生等人所遭到的则是铁窗和锁链,其残酷性、非人性要远远超过胡耀邦。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可以发现胡耀邦即使辞职,也是特权者的受屈,而无特权的魏京生们就只好饱尝铁窗之苦了,我相信,如果在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中。里根杀人和一个职员杀人,会同样受到法律的平等审判,但是在中国,特权不仅表现在享受中,也表现在受惩罚之中。

正因为胡耀邦身居中共的高位,享有巨大的特权,也困为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是站在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的基点上,所以,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与魏京生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胡耀邦是专制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等人则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

著名知识分子的君臣

有鉴于上述区别,我认为,真正具有民主意识和足够勇气的知识分子,应该以更大的热情,更有力的行动来支持、声援和关切民主墙时期的民主运动的先驱者,起码也应该以同等的声势来支持魏京生等人。但是,发生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恰恰相反。十年前魏京生等人进监狱时,全中国处在可悲的沉默,甚至是冷漠之中,十年后也仅仅是用极为温和的态度要求特赦政治犯。但是,胡耀邦刚刚去世,就掀起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悼念活动,一些被当政者视为异己的著名知识分子,不仅公开对胡耀邦进行了过高的评价,而且大都立刻或打电话、或亲临胡家,向胡耀邦的家属表示慰问。远在美国的李春光也代表刘宾雁、王若水、阮铭通过越洋的长途电话,向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表示深切的慰问,其感情之深大有手足般的君臣关系之味。这一切,都是魏京生等人望尘莫及的。如果不是方励之率先为魏京等人呼吁,或许根本不会有签名运动。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在狱中的悲惨状态还远甚过胡耀邦辞职后的处境,但是又有几个知识人公开对他们的家属表示过慰问呢?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策略上的考虑,有安全感的作用,更有中国人所特有的对权力者的崇拜。如果说,大学生们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师出有名,借题发挥,非但不应该指责,反而应该公开支持,至少应该持谅解态度,那么对于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表态,就要有所批评。因为胡耀邦曾或直接或间接地用自己的特权保护过他们,并给予了他们以更大的言论自由权,因而他们大都怀着强烈的感恩心理,这样就形成了开明君主与开明知知分子的最佳关系。更进一步讲,这是一种功利性的关系。在胡耀邦当政之时,大树底下好乘凉,有他做后盾,就不至于太危险。而要与民主墙的人过往甚密,肯定非常危险,因为魏京生等人没有任何特权,别说保护别人,连自己都无法保护。

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

在近些年的改革中,一大批追求民主的著名知识分子表现出一种令人忧虑的姿态:他们总是竭尽全力靠近中共高层的开明派,恨不得立刻成国幕僚之一,与某些高层官僚的密切关系是他们非常自豪的资本,常常以颇有神秘的语气向人暗示性地提起某某人物。但他们却极力回避民主墙人士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民主组织“中国之春”(尽管这个组织有种种令人失望,甚至无法容忍的缺陷,但它毕竟是一个海外留学生们自发的民主团体,是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走向民主的组织化、程序化的一种尝试,它总不会比执政党更糟),默认了中共把“中国之春”定为反动组织的专制行为,以至使一个民主团体处在谈虎色变的困境之中。说到底,这些知识分子如此行为,既是为了个人安危着想,更是为了得到权力。我想,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同为改革者,胡耀邦与魏京生等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替胡耀邦讨还公正,却不能同样理直气壮地为学生运动,民主墙讨还正义。从这种双重标准中,可以发现胡耀邦与魏京生等人的根本差异:前者是开明君主,后者是民主斗士。

因而,胡耀邦在本质上不是为民主化而牺牲的悲剧英雄,却被人们视为悲剧英雄;而魏京生等人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真正的悲剧英雄,却常常被人们忘记。这才是中国的深刻悲剧。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其人其事》的评论】本书编者按:此文把胡耀邦和周恩来、彭德怀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统统污蔑为“悲剧英雄”,并把胡耀邦同志与反革命分子魏京生相提并论。胡说胡耀邦同志是“专制政体内部的权力之争的牺牲者”,而魏京生则是“为彻底废除专制政体而牺牲”的;“悲剧”之所以会“不断发生”,根源 在于“长期的专制主义”,因而这种“悲剧”“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制度性的”。刘晓波在文中煽动“大陆的大学生们”和“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要“公开支持”魏京生和流亡海外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的叛国活动。《中国之春》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喉舌。刘晓波为“中国民联”摇唇鼓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丘之貉。

完善制度还是塑造完美领袖 ——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二

中国知识界对胡耀邦逝世的狂热反应,还表现在对胡耀邦的政绩与人格的情绪化的,甚至戏剧化的过分赞美之上。从大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喊出的口号到知识界开明派的各类悼念文 ,胡耀邦由一个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的失败者,变成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道德完人。“耀邦万岁!”的口号出现在大学生的悼念队伍中,纪念碑下晃动着一幅幅赞美胡耀邦的标语。一些曾经见过胡耀邦的开明知识分子们的赞美之词。因其真切的细节回忆而尤为深切。海外 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国内的悼念和赞美的活动之中。方励之先生也称胡耀邦是受人敬重的政治家,并说胡耀邦“领导下的日子,是中国知识分最美好的时刻。”

我承认由胡耀邦的逝世所促发的学生运动,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我承认胡耀邦的下台是不公正的,也知道与中共高层的其他人相比,胡耀邦是开明的,干过不少深得人心的好事;我还特别欣赏他作为一个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的鲜明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一反中共领导人的刻板、官僚气十足的作风。但客观地讲,胡耀邦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只是一位在整体昏庸的中共集团的衬托下,显得比较正直、宽容、廉洁和好学的官僚,至多只是一个清官而已。而胡耀邦下台后的表现就更令人失望。同次公开露面和参加政治局会议,都是作为政治花瓶而摆摆样子。这种屈辱他居然能够忍受,大概也是几十年共产党教育的结果。不管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的处境抱有多么强烈的不满,但是他在公共场合的沉默,就等于在政治上默许了逼迫他辞职的错误决定。而同样是因为提出激进的改革主张而被迫下台的苏联前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在苏共中并没有胡耀邦在中共中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但是叶利钦下台之后,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一次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从观点到措词,比全在台上时更为激进和强硬。正是这种坚持正义的自信、勇气和强硬的对抗态度,使他以绝对压倒优势的高票率,击败了由苏共中央提名的候选人。两相比较,差距何其大哉。因此,胡耀邦作为一个政治家,缺乏应有的魄力和策略;作为一个人,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无所惧畏的胆识。即使不追究胡耀邦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过失(例如,他曾在人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长文,重申思想独裁主义的“工具论”),仅就他下台以后的毫无作为而言,也不配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

退一步讲,即便假定这些誉美之词都是客观的,公正的,假定胡耀邦是一个完人,那么为什么如此杰出的政治家和道德完人竟如此轻易地被赶下了台呢?在人们以全部的悲愤之情塑造出一个完美的领袖之时,却忽略了塑造人格偶像的危险性。它表现出中国知识界的难以根除的救世主意识和人治传统,说明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仍然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一位开明君主的身上。中国历来不乏胡耀邦式的开明君主,但是他们谁也无法拯救中国。为什么不能抛弃寻找开明君主,但是他们谁也无法拯救中国。为什么不能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呢?我不相信,胡耀邦式的人物大权在握之时,就是中国的改革走向成功之日。“胡耀邦当政之日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刻”的评价,其心态仍然是奴隶对主人的感恩。此类评价居然出自方励之这样的民主斗士之口,岂不是对民主的最大亵渎和嘲讽吗?方励之在这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的表现是一种意识上的倒退,我多么希望这是一时的失误,而不是方励之未来的方向。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通过自身的力量来争取独立的权力和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时刻。维系知识界与当权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和中介,不应该是当权者的完美的道德人格,而应该是完善的制度和法律。这种协调关系不应该是上对下,君对臣的恩赐和下对上、臣对君的忠诚,而应该是平等的利益合作。对于追求民主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只要胡耀邦式的、周恩来式的礼贤下士的救世主存在一天,知识界就无真正的自由可言。有人会辩解说,这是一种基于中国现实的政治策略。不错,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有策咯,但,决不能在专制政治的规则中讲策略,而只能在民主政治的规则中讲策略,在争取民主的规则中,尽管做到有理有节、心平气和,决不能只凭仇恨,中国人对专制的仇恨所导致的往往不是智慧,而是同样的愚昧。仇恨会腐蚀人的智慧。如果为争取民主而运用的策略是把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奴隶位置上,那么这种策略最好不讲。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都在讲这种策略。

中国的民主,在根本的意义上,需要的是以具体的程度化行动建立完善的制度,而不需要完美的开明君主。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其人其事》的评论】本书编者按:此文的要害在于煽动对人民政权不满的社会“精英”起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即所谓走出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来。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与程序 —— 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之三

从胡耀邦逝世的现象中,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目标和程序的浮浅理解。就目标而言,起码从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打起了民主的旗帜。但是,大多数投入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目标的理解仅限于字面上,并不深入地了解民主的实质性内容。因而,有多少热血的知识人为争民主、争自由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些成为两党的同盟者,但是,这两个党都很快地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特别是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大多数进步的知识分子却完全认同共产党政权三十年,并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对专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用专政代替民主)。只有在经历了数次浩劫之后,他们才对共产党的反民主性质稍有觉悟。更重要的是,在抽象的理论上,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就民主讲出个所以然来,但一进入具体的情境之中,便不知民主为何物了。例如,四届文代会时,作家们对胡启立代表中央许诺的创作自由感激涕零,这次对胡耀邦的过分赞美。因此,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民主运动,口号多于具体的程序化运作。

就具体的民主程序而言,中国知识界喜欢轰轰烈烈,而缺乏做细致的具体工作的耐心。这次浩大的学生运动,给人以陈旧感。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中国的大学生争取民主的行动主要是一哄而起的大规模游行,干起来轰轰烈烈,结束后冷冷清清,太缺乏创造性。在中国,民主的口号至少喊了近百年,而程序化的具体行动却停留在七十年前的水平。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大学生们的激烈行动,而是坚决支持。但是,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争取民主的具体的方法和程序应该更为具体化、多样化,更讲究实效。

既要在大的政治环境中以大规模的行动争取民主,也要不小的政治环境中做一些细小的、扎实的、具体的建设性工作。例如,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甚至一个家庭的民主化做起。还可以对中国的非民主状态进行实证性的调查和研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师生、父子、夫妻、朋友)自觉地奉行民主规则。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如果用十三年为争取民主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创办一个民间团体或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间刊行不是没有可能的。平心而论,大规模的运动对个人来讲确实更安全,而小范围的民主墙运动被镇压之扣,马上有人继续下去,十年下来,会有显著的成果。在中国,一份具有独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台湾从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杂志开始,历经“民主评论”、“大学”等杂志,终于在三十多年后迎来了言论自由和反对党建立的时代。大陆难道真的就做不到吗?

在十几年的改革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官方寄予了过多的希望,而对民间的民主力量则过于忽视。一九七九年魏京生被审判之时,全中国的冷漠证明了这种忽视(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时仍然是愚昧者)。魏京生之后的几次学生运动,又因缺乏周密的组织和具体的程序而迅速瓦解。在我自己以前的一系列文章中,在义愤有余而冷静不足的学生运动中,甚至能够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式的情绪。如果能够程序化地组织来自民间的民主热情和民主行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而中国现在的民主运动是畸形的——以执政党的开明派为主而以民间的民主力量为辅(这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而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排斥民间力量)。而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应该以自治的民间的民主力量为主,而以官方的开明派为辅。民间力量的持续壮大所形成的非官方的压力集团,会逼迫官方做出让步及至根本性的革新。民主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一个程序化的过程,争取民主的具体过程远比民主目标重要。或者说,过程的民主程序化才能使民主目标现实化。而在中国,往往是目标民主而程序非民主。中国式的大民主容易演化为暴民政治。困难的不是指出民主这一目标,而是使走向目标的过程到民主式的程序化。

在此意义上,这次胡耀邦逝世现象,既反映了中国人要求民主的迫切乃至急躁的心理,反映了现行体制的腐败,更表现出中国知识界对民主的理解的浮浅乃至错误。这是一次对中国民主精英们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测试,并显露出许多公认的民主斗士的弱点。这些弱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对执政党开明派的权力的依赖和缺乏独立性;二、企图借开明君主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而忽略民间的民主力量;三、对民主的理解主要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上,而缺乏对程序民主化的关注。而把民主意识形态化是导致民主运动原地踏步的深层原因。

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开明派知识分子,最应该做的,不是悼念和赞美胡耀邦,而是面对至今仍在狱中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进行群体的自我忏悔。签名运动与其说是一次英雄的壮举,不如说是这种忏悔的开始。


(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其人其事》的评论】本书编者按:刘晓波在此文中,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等量齐观,胡说“这两个党”都“蜕变为专制独裁的政治机器”,污蔑中国共产党“从它夺取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残酷的独裁”。对于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们的动乱活动,他供认“并不反对”,“而是坚决支持”。他为这场动乱出谋 划策说,“应该更有耐心、更理性、更讲实效”。为此,他鼓吹要从“一个学生小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一份民办刊物”做起。即一要抓组织,二要抓舆论。他说:“在中国,一份具有独立发言权的民办刊物、一个具有自治权利的民间团体对于民主化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执政党的改革之举。”由此可见,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政治“精英”们所一财标榜的“拥护改革”、“推动改革”完全是虚假的,别有企图的。
愿刘晓波平安!

2016年5月19日星期四

到底栖身于千变世界——讲讲《美丽的呼声》

林夕在2013年,为黄耀明的太平山下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作词,黄耀明曾感言歌词“这么愤怒”。14年1月,我刚好看到挂在重庆大厦的这场演唱会的巨型海报。那时的香港似乎已经隐约蒙上一层越来越重的阴影。直到三年后的四月,黄耀明才再次举办起演唱会。
一个人的两年已经可以发生不少故事,那么一座七百万人口的城市也足以在两年内产生大变。
这场演唱会首日选在四月一号,无非就是因为要为近六十年历史的亚洲电视台来一场风光大葬(因其将于当晚十二点停播),因此称为“听证会”。有趣的是,尾日又恰好是金像奖的日子。巧妙的时间点恰好为这场show带来一笔别有一番趣味的注解。
《美丽的呼声》来自亚洲电视台的前身名字“丽的呼声(Rediffusion)”,似乎又引用了内地乐迷对黄耀明自己的习惯性称号“黄美丽”。副标题《一场事先张扬的命案》除了表明这场葬礼的本质,也顺便呼应了潘源良为达明一派执笔的《没有张扬的命案》。
在惊艳地以《浮生六劫》出场以前,乐队成员在场上准备的时候,舞台屏幕上放映的乃是1989年亚视的贺岁烟花节目,主持人们对维港两岸的烟花一边进行讲解,一边为亚视乃至香港送上新年祝福,然而上面的字幕却是《太平山下》的歌词:
每天高唱我哋大家,歌舞总要升平,配合这混世荣华
要合唱亦唱完,要颂赞亦赞完,最后也就变哑巴

演出海报上的电视人的形象在烟花节目完结后随之登场,拿着手上的手枪随意射击,最后自己则被不明枪手射倒。随着灯光聚焦于突然出场的歌手,《浮生六劫》方才起奏。

浮多生变,时势常换,无数离乱,令我自己失去还望求全。
这首歌乃是八十年代同名难民题材亚视剧的主题曲。一个难民的经历也可以折射出当时这座难民城市的命运。香港就像一座孤岛,就像百年来存在在南中国的一个乌托邦,成为那些避秦而来的中国人的落脚点或是继续流亡的跳板。
与《浮生六劫》一样,整场演唱会的Rundown也几乎都是亚视/丽的的电视剧插曲或主题曲,涵盖到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范围。而其中大部分的作曲者都是黎小田先生,作词者大部分都是卢国沾。不少的歌曲甚至可能对于在场的香港八九十后来说都属陌生。

这场“听证会”与其说是一场演唱会,倒不如说是一场以演唱会为主的现场电视节目。在这些翻唱老曲所能带来的关于风花雪月的韵味之外,又回顾了香港电视和媒体的历史,反映社会巨变。优秀的歌词始终有一种跨越时代和边界的情绪表达力。被重新挖掘的《电视人》像是一例,这首在互联网上几乎难寻踪迹的七十年代主题曲,江上风的词能令不同时代的人产生同样的感触:
在这真实社会缩影里,投入你投入我以往遭遇
我不知此刻的我扮了谁,是我的是你的醒与醉
人山人海对这些已经有三四十年历史的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排,极富他们电子乐的风格(可能大部分归功于音乐总监梁基爵)。部分编曲更是尤其令人血脉贲张,令本为六七十年代西方风格衍生品的香港电视音乐产生摇滚和朋克的色彩。而基爵本人在现场不仅担任管弦乐队的指挥和偶尔的吉他手,在没有和音组的情况下,在《人在旅途洒泪时》 一曲中他利用电子效果和黄耀明的男女声crossover也是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亮点。
讲回“节目”本身。在表演完数首歌后,明哥端坐到舞台后方的沙发上,颇有向Pink Floyd在《迷墙》中呆看电视的形象致敬的意思。中场休息的第一个插曲节目是演员游学修扮演某名亚视员工,在大屏幕上的录制节目《今日死真D》,揶揄亚视娱乐节目《今日睇真D》。而之所以是录制而不是现场,恰恰是因他要作为《十年》的演员参加金像奖的现场。
节目中游学修细数亚视昔日的辉煌,与年轻一代印象中亚视的“不断重播”“反反复复”“拖欠工资”“寿终正寝”的颓败形象进行尖锐的对比,并影射着同样地一座城市的兴衰,乃至对红色资本进驻传媒的新近记忆。“王征,不是小弟王晶,征服的征,虽然两个人质素其实差不多”。“Rediffusion,Red-diffusion”,这时黄耀明面前的电视恰好由白光转为红光。丽的呼声英文名原意“重播”(broadcast again),恰恰成为其晚年因经营不善无新节目出炉而不断重播老节目的预言。充满着嬉笑与讽刺的这场荧幕单口清谈节目,却以一个深刻的提问结束:
“亚视不再永恒,无人可惜,那香港呢?”

游学修问完这个问题,带上自己的电视头盔,拿起手枪射杀自己,枪声响起后是经典的电视台停机后的画面,仿佛暗示着亚视的命运。中场休息结束,黄耀明献唱起1978年关正杰的《变色龙》,银幕上的画面回顾着近十年来亚视的变迁。歌词原本描写主人公们爱恨情仇的坎坷的,放在这里却有新的含义:
人生与命运,原是一天百变,成败有如一个转面,莫记当年

如果说通过投影中的视频片段(新闻片段或动画片段)来辅助表达的手法在香港乐坛不是达明一派的首创,那么也是达明一派的表达最为深刻和影响力广泛。演唱会中对词,曲的重新演绎与荧幕片段的叠加,三种层次的组合,能够得到一种听众各自心领神会但大家又有共同理解的表态效果。这种表达方式最显著地先出现在达明2012年的演唱会中,成为他们独树一帜的标识。
而后唱完《残梦》,黄耀明顺便探讨了一下“亚视永恒”广告语中的“永恒”一词。如果曾有“一刹那的光辉”,是否已经可以算“永恒”呢?这时第二个“插播节目”出场,曾任无线记者的传媒人柳俊江cos陈启泰作为主持,以经典的问答节目《百万富翁》为包装,手持一箱现金模拟游戏环节,作了一场现场的栋笃笑。

价值一百万的问题:亚视的死是因为什么呢?通过四个锦囊带出来的电台主持谢志峰,填词人周耀辉等四个不同界别、身份的名人的回答,这个简短的Talk show实际上又露出了时事访谈的内核,并展现出一种更外显的愤怒。是自杀?是他杀?还是因为在场所有人都是凶手?有可能每个答案都是正确的吗?柳俊江很快又在枪声下像舞台剧演员般被击倒。第二个节目结束。随下来的三首歌将这种感觉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原本是用来赞扬缉毒警察的《跳灰》主题曲《大丈夫》,在阴柔的“立誓披荆斩棘心里更愿永不折腰”的歌声下,银幕中的画面却是从雨伞运动到旺角黑夜中警队的形象,包括示威者被逐一抬走和女子“以胸袭警”案的片段。如果说这首歌所带来的荒诞效果批判了警权,那么《鳄鱼泪》便是对保皇党政客之虚伪的嘲讽,在歌声中配以历年来官员们在镜头下落泪的镜头。而《人在江湖》中投影片段对在电视中认罪的高瑜女士,锒铛入狱的周永康和离奇失踪的书店五子的提及则更为复杂,也许恰如“江湖”一词的复杂特点一样。前两者是北望神州后的新近印象片段,后者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因为如果几个书商可以轻易消失,那这个城市真的变化太大。习惯了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们无法接受“他最后热爱老大哥”的这种结局。
话题回到葬礼本身,第三个节目是《龙门阵》,向亚视在回归前的一部短命的同名时事清谈节目致敬。邀请的不同嘉宾们每晚讨论不同的主题:香港音乐、电影、电视之死。由于我是一号看的,有幸能见到著名的填词人两位“伟文”在台上,与人山人海的音乐人于逸尧畅谈他们对港乐前途的看法。相较自嘲自己“吃老本”的林夕,风格更为幽默的Wyman更为乐观,也通过揶揄表示只有母语的创作能够激起人们内心的共鸣。

第一晚,于逸尧、黄伟文、林夕

第二晚,黄秋生、黄修平、欧文杰、卓韵芝

第三晚,杜汶泽、袁志伟、林日曦、陈志全

《龙门阵》的插播,也扩大了这场“听证会”作为演唱会本身的内核。也许三天的每场访谈都可以展开成一个同等长度的讨论。但与其说这是以深度为目的的讨论,倒不如说是为了提出重要的问题。嘉宾的幽默作为这一节目的亮点,带给观众思考的余地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黄耀明似乎在通过亚视为引子做一篇关于流行文化的简短论文。
节目结束后,唱完《电视人》,明哥重新提起《龙门阵》中讲到的流行文化北上的现象。周星驰高票房的《美人鱼》是最近的一个鲜活例子。黄耀明提到里面的一首插曲,恰好来自亚洲电视的少儿歌曲,也恰恰是周星驰作为曾经的经典先驱在香港孕育成长的印迹。这时他又献唱了七十年代的亚视儿歌《星仔走天涯》,作为送给所有北上艺人的礼物,却又像在呼唤离开了故土的文化先驱们多多回到本土。他自嘲自己不是不想北上,而是已经没有了机会。电幻音色下的“我嘅好爸爸未找到,若你见到佢就劝佢回家”颇有罗大佑叙写台湾的《亚细亚孤儿》式的时代感。
紧接着的《天蚕变》与演唱会的主题曲《浴血太平山》是这场演出的高潮。原是武侠题材的《天蚕变》中“丝方吐尽,茧中天蚕,必须破笼牢”的那种不破不立的感动紧接《浴血太平山》的激发人心。若言两年前的《太平山下》已经有愤怒的色彩,那人山人海对复仇题材剧《浴血太平山》的同名主题曲贲发的再创作则是令这种情感变得更加锋利:
我到底栖身于千变世界,心中寸寸愿望有一天会达成,不管我胜或负,但有血腥来做证。
《大内群英》中的“阵阵热风昏昏吹,幕幕纷争溅热泪”延续着前两首的基调,伴随着的是投影中的一个大鱼缸中各种鱼虾畅游的动画画面,后来方知这又是一个对亚视的致敬——午夜的直播节目《鱼乐无穷》。在曲调渐趋昂扬的同时,鱼缸中的水也逐渐染红,背景中隐约的救护车与防空警报的声音愈趋刺耳,覆盖掉弱微的曲调。这个镜头也可以唤起对两年前的演唱会中,在“恐怕这个璀璨都市光辉到此”歌声下,银幕中维港两岸逐渐染红的动画的印象。警报声的戛然而止也令到场馆内寂静下来。

演唱会选择的日期,特别之处也在于四月一日恰恰是张国荣的忌日。他当年也曾在亚洲电视短暂地工作过,黄耀明选择了他当年的American Pie和《追族》作为致敬的礼物。American Pie中被改编的中文歌词,乃是林夕所写:
So bye bye,今天呼声瓦解,他朝多少呼叫声都一天一点变卖。死因通过不可解方式了解,得躯壳在继续散步行街,世代会被世代活埋。

愤怒固然是一种情绪,希望和智慧在情绪过后则更为重要。《彩云深处》和《巨星》作为接近尾声的两首,都有着类似的意味。“彩云里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我希望我们的社会也是。”《巨星》完结后,舞台上白色巨墙的裂缝又透出一点光出来。
他城,香港。在2012年热播的《天与地》中借由摇滚老头讲出的“This city is dying”成为人们脑海中挥不去的一句寓言。黄耀明的最后一首歌《问我》则似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充满个人自由主义的回答。中间仍然插播了各界言论领袖们对“香港之死”乃至未来的或悲或喜的看法。同时邀请梁天琦和杨岳桥,似乎也表明这段讨论想要超越一些纷争而寻求共识。

“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系我”,黄耀明在献唱之前对香港命运的看法,也似乎作出了新的突破:“香港是个很奇怪的地方,百多年前我们被割让给英国……从来未有人问过,我们想怎么样……我在这里居住了半个世纪,不忍心看到它变成这样……我们不要让社会和集体埋没了自己”,“现在是烂斗烂,今天的紫荆花金光得太糜烂”。不是因为不想“只谈风月”,而是社会无法令你“不问政事”。柏林围墙倒塌乃至在金钟的人群的画面所标识着的正面能量,这首经典的名曲因为这个时代多了一笔深刻的注解。
整场演唱会下来,观众很可能会发现,亚视作为一间电视台,在曾经流行文化中扮演了何其重要的一个角色。它的死亡很可能是他杀,但由于“习以为常”之普遍,“每个人都有责任”的说法似乎又不乏道理。如果这座被逐渐掐死的城市需要死亡记录,那亚视的死则是其中一个代表性环节。不要妄想实现张扬的谋杀,可以化妆成自杀。

四年前,达明一派在encore《皇后大盗》的时候,伴随着曲尾郭雅志先生高亢的唢呐终奏,歌词板上的计时数字不断飞进,最终定格在“2047/06/30 23:59:59”。这个数字代表的深意,代表着香港人的恐惧,也是一个无需多言的象征。艺术不是寻求答案的工具,却仍然是人们必不可少的。“为时未晚”是这个城市的人们此刻最需要的一句话,也是一个能够把握住的现实。
由于母语的缘故,我对香港这座城市很有感情。正因此,我需要感谢它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可能。也感谢黄耀明和人山人海作为出众的艺人在这场听证会所呈现的,立足于这个时代的再创作,因向经典致敬最好的方式是超越经典本身。他们再次告诉我们,好的流行文化总能超越“娱乐至死”而反映人们的风貌与时代精神(Zeitgeist),如同奥地利作家恩斯特·菲舍尔所言“反映衰败时代中之衰败的真挚艺术”。林夕所写的“死因通过,不可解方式了解”,似乎也呼应了潘源良在《没有张扬的命案》中的“许多位医生都诊断不出症状,这个病人没处方”。这种末世情怀,化为向死而生的呼声,在“栖身于千变世界”下足以作为This city is not dying的响亮回答。

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独裁者手册》与选举人理论(一)

……and the life of man, 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

——Leviathan
……而人们的生活是孤独、贫穷、龌龊、凶残和短促的。

——《利维坦》
霍布斯在撰写其政治学著作《利维坦》的时候,曾提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由于其逐利本性,在“自然状态”下过着恐怖的生活,上面那句话正是形容人们的这种状态。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产生国家(state)的需要。只要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也就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者(sovereign),维持国内的和平状态,每个人民让渡出自己一部分自由,才能有幸福安全的文明状态。他认为这是一种契约。当然,他的这种想法,和他成长在英国革命的年代关系很大。查理一世被砍下的头颅,克伦威尔的短暂出场,造成的混乱大概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看《独裁者手册》的时候,作者也提到了《利维坦》。这本书实际上是《政治生存的逻辑》(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的作者们对他们这本学术著作的通俗版重写,使用了更平实的语言。书中试图通过几位作者提出来的选举人理论(Selectorate theory)解释古今世界不同体制下的统治者的统治逻辑。 我们习惯听到一种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一般是为了用来说明,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黑暗的。书中作者实际上也提出了类似的论调,politicians are all the same。书中导论就引用了一个例子:
Bell是加州一个小市镇,曾爆出一个惊动全美的腐败丑闻。其城市经理(City Manager)居然拿着比美国总统高近两倍的薪水,而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十分严重。腐败丑闻导致有关人等锒铛入狱。人们发现,自从Bell通过修改法例,使其变为相对州内其他地区自治权更高的宪章城市(Charter City)后,市内选举就开始被把持在和城市经理有密切联系的一干人等手上,当然这一次修改法例的投票率非常低。修改宪章后,因为投票率低的因素,导致一个市政议员只需要13%的选民支持就可以当选。再加上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很小(只有六个候选人),导致市政人员的唯二两个席位很容易就被全部控制。通过利益输送和增加税率等方式,这个腐败集团在数年内敛聚了一笔财富,直到加州两位记者在媒体揭发此事。
这大概可以被认为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有力佐证。这故事的某些因素,的确很像一个典型的腐败中国农村。Bell也打破了道家及类似思想所崇尚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理想画像,和美国前总统麦迪逊所认为的“小的政治实体很难产生独裁腐败”的刻板印象。

选举人理论
作者们通过Bell的例子,提出了这样一个在全书都被用来解释政治体制运作规律的模型:
  1. 对于一个领导者,所有政治体制内都能找出这样三个集团:名义选举人(Nominal Selectorate),实际选举人(Real Selectorate)和制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
  2. 名义选举人:一群从法律(或是实际操作)上能够决定领导人的人,他们是可替换的(Interchangeable)
  3. 实际选举人:一群能实际决定领导人的人,他们是有影响力的(Influential)
  4. 制胜联盟:实际选举人的一个子集,对领导人的上台和保持地位有关键作用的一批人,他们是至关重要的(Essential)
在Bell的案例中,Bell市的所有登记选民属于名义选举人,在2009年,是9395个人。其中参与投票人数的2235人,是他们的实际选举人集团。而由于候选人只有6名,2009年的选举中胜过排第三名的候选人而成为议员,只需473票。这473票便是Bell市的制胜联盟规模。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他们分别大致相当于所有合资格选民,各州的选举人票(美国总统的实际决定不是根据全国的得票,而是根据各州的投票结果,赢得该州的大多数则拿到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当然,这在天朝高中的历史教育中称为间接选举),还有最后胜出所需要的最小票数。在列宁主义式的一党制国家中,他们大致相当于所有能投票选举人大代表的选民,执政党的所有党员和真正起作用的统治集团。而在一些诸如沙特等海湾国家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或是一些由军人政府把持,取消了选举的国家,三个集团的人数都非常小,而且大部分是皇室成员。
作者们由此提出,所有统治者为了做到统治上的成功,都需要遵循一下规律:
  1. 让你的制胜联盟规模越小越好。道理很简单,能够影响你地位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而你在输送利益的时候也简单许多。
  2. 让你的名义选举人越多越好。这样便能随时替换掉实际选举人乃至制胜联盟中的出局者。
  3. 把握财政大权。资金的流动确保着利益输送的顺利进行。
  4. 付给关键支持者们足够又刚好的酬劳使他们保持忠诚。既然支持者们是至关重要的,当然需要给他们酬劳。而如果给得太多,则有可能令他们另起炉灶的危险。
  5. 不要将应分配给关键支持者的利益分给无关人等,比如人民。道理其实类似上一条,再者,利益总是有限的。
Bell的城市经理很聪明地遵循着这些规律,他为自己的党羽提供利益,以及获取利益的手段,直到被来自这座“法外城邦”外部的强制力(州的权力)推翻。
我们应当知道,政治不是天使们玩的游戏,成功的政治关键在于为自己谋取利益。权力本质是非利他的。但作者认为尽管有这些规律作用在所有大到世界各国,小到大学企业的政治事务,但在不同的制度下很可能会产生差别相当大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民众在嗜利的政客面前不永远是输家,甚至会有机会赢。全书关注的不是政治应该怎么样(理想状态下),而是政治是怎么样以及为什么是这样(只分析实际案例)。

统治者的趋同进化
进化生物学上有一个趋同进化的概念,是说两种不具亲缘关系的生物长期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系统下,便会发展出相同功能的器官和形态。同样道理可以适用于政治体制。作者们认为,民主制度下和独裁制度下的统治者行为实际都遵循着类似的法则,因此会有一些表面不同,但内在逻辑相似的行为。比如在美国,亲大型工会的民主党的公共政策倾向于福利政策,亲财团的共和党主张减税,和苏联政治体制下对高干子弟的政策照顾(优质的学校和福利),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为关键支持者提供酬劳。我们不能误以为,上述五条统治规则只适用于独裁统治者,他们在民主制度下同样适用。
例一,美国政治制度下,有一种现象叫做“杰利蝾螈”(Gerrtmandering,来源于麻省州长Gerry)。Gerry通过刻意对选区进行重划,使得反对党的票源集中在少数选区,从而无法赢得选举。这现象因为选区被扭曲成蝾螈状而得名。这便是在运用规则一的绝妙例子,选区调整后,赢得选举所需要的票数(制胜联盟规模)便减少了。
例二,在当代采取倾向福利主义的欧洲国家,左翼政党往往欢迎移民。这些移民往往能因为左翼政党的亲福利政策而得到更好的生活,便更可能为这些左翼政党提供新的票源。扩大名义选举人规模手段的一大体现。
作者们认为,民主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往往考虑的也是自己的政治利益(他是否可能因为这样丧失/增加支持者),而不是所谓的国家利益。但由于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的制胜联盟往往数量比例比较庞大,一来领导人难以通过直接输送金钱利益的手段来保持支持度,而往往只能通过倾斜性的公共政策来讨好他的选民,二来制胜联盟的数量大了以后,才有足够多的驱动力使得政客们愿意推出对大众更积极的政策。
同时关键的一点在于,在成熟的老牌民主国家中,法治,透明和人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国家统治人需要巩固地位,可能有时会冒腐败,甚至更严重的犯罪的风险,但如果败露对其政治生涯的打击太大,所以往往很难发生大规模的持久性人权侵犯事件。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丑闻后陷入很大的被动,但他不可能像一个独裁国家领导人一样有很多的手段来掩盖住这件事(甚至某种程度上,丑闻一词也只是民主国家的专利)。被右翼茶党批为“共产党”,”暴君“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几乎不可能通过修宪或是其他的方式使自己变为终身制总统。因为成熟的民主制度下,统治者的行为更加受限。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转型期的混合型体制甚至初生民主国家,例如希特勒当选后的魏玛德国,穆加贝刚取得权力后的津巴布韦(穆加贝一直领导着针对时称罗德西亚的津巴布韦的白人少数政权的游击战争,被视为和曼德拉一样的英雄。在1980年大选中胜出并宣称和白人政权和解。后使津巴布韦退化成一党制,当政至今。)和巴蒂斯塔当政前期的古巴(巴蒂斯塔是1940-1944年间的古巴民选总统,为古巴带来很多繁荣性的改革,卸任后第八年通过军事政变建立军人政权重新掌权成为独裁者,后被卡斯特罗推翻。),只要一有机会,统治者很容易就利用契机缩小自己的制胜联盟,从而使体制向独裁体制的方向蜕变,产生很恶劣的统治(无须解释的纳粹德国;现今的津巴布韦通货膨胀极其严重,穆加贝有数十年残酷镇压反对者的历史,2008年大选初轮不敌反对派,通过逼迫对手退选连任;巴蒂斯塔在军政时期禁止了很多以前的政治权利),因为这样更利于他们的生存。
统治和好政治没有直接关联,却和统治者如何保留自己的权位有密切关联。作者在全书中都试图通过例证说明这一点。

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

政治指南针 - 分析

一篇译文,翻译自Political Compass网站中做完测试后的分析页面。在译言存活了一段时间后被删除了,翻译所依据的原文版本也在译言上。我相信译文的删除和中文政治坐标系zuobiao.me的被封锁有关系。
译文如下:

在前言中,我们解释了传统地把人分成左右两派的不足之处。


就目前而言,我们认识到经济上的坐标是必须的。从中看出,诸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波尔布特位于极左派的位置,他们支持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而像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和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的这类社会主义者则是没那么极端的左派。撒切尔夫人毋庸置疑是右派,但更极端的右派会是像皮诺切特将军这样的极端自由市场支持者。
这用来处理经济问题已经足够,但对政治而言,社会维度同样重要,这是单一的左右维度分割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个范围涵盖极端威权主义到极端自由主义的坐标轴。

经济尺度和政治尺度都是一个合理政治坐标分析的重要指标。通过加入社会维度,可以知道斯大林是一个左翼专制主义者(国家比个人重要),而甘地则认同个人的至高无上价值,是左翼自由主义者。前者支持的国家强制施行的集体主义在坐标的最左上角,而最左下角的是自愿性的区域集体主义,不牵涉国家的介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那里存在着上百个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公社。
至于皮诺切特,为了建立自由市场而杀死大量的无辜人,可以放在极右并且强硬专制的位置。在非社会主义的这边,我们同样能将像弗雷德曼这类因财政而非社会原因反对国家的人,和因为要让国家强盛不惜要消灭一半人类的希特勒区分开。
这个图表同样表明,与普遍认知相反,法西斯主义的对立面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完全的计划经济)的对立是新自由主义(极端的自由放任经济)。


通常对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左翼意识形态来理解,是不包括艾茵·兰德,弗里德曼和美国自由党所主张的新自由“无政府”主义的。这种意识形态更多的结合了社会达尔文的右派经济思想和在大部分社会议题上的极端自由主义。通常这种自由主义在反对强力的法律秩序时体现不明显,而更多的是在经济议题(例如反对税收)上体现,所以他们自由主义的极端程度不如他们倾向右翼的程度高[1]。另一方面,传统的工联主义下的自由集体主义(自由主义)则位于左下角。
我们在首页已经用穆加贝,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的例子反驳了“专制必为右翼”的理论。再譬如,希特勒在经济维度上并不是一个极右的人。他的经济政策基本属于广义的凯恩斯主义,并且位于部分现存的工党的左侧。其实如果让希特勒和斯大林坐下谈话,抛开经济议题,这两个专制死对头会发现他们的很多共同点。

关于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说几句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因他们赞同高昂的军费开销以及全球范围的推行国家价值观,比极右翼的人更倾向于专制。相反,新自由主义者,反对这样的领导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带来的对纳税人的索取,属于更右而更不专制的区域。奇怪的是,新保守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自由市场”的概念恰恰包括了对军工复合体的大量资助,对企业的相当程度的照顾以及面对国家利益时的保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这些恰恰是他们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力量的障碍。

国际图表
我们一个多元的专业团队通过分析一些著名当代国际领导的言论和行为,给出了他们在政治指南针中的位置。
我们为部分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没能出现在这个图中表示歉意。这是因为我们无法联络到一些独立专家参与。

译注:[1]:换言之,他们并不位于右下角

我们不够爱自由——读《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以前偶尔上的一个美国持古保守主义立场的民间新闻网站上,有一天贴出了这张索尔仁尼琴的语录图:
We didn't love freedom enough.很简短却又很有力的一句话。联系到索翁的人生经历,我突然很有兴趣去查看这句话的上下文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发现这句话是出现在巨著《古拉格群岛》的:
“如果……如果……。我们不够爱自由。更要紧的——是不认识到真实状况。我们在1917年的一次无节制的爆发中消耗尽了。随后就急于顺从屈服,心甘情愿地屈服!……对于后来所发生的事,我们简直完全是咎由自取。” 
——《古拉格群岛·卷一 ·第一章:逮捕》
"If ... if ... We didn't love freedom enough. And even more-we had no awareness of the real situation. We spent ourselves in one unrestrained outburst in 1917, and then we hurried to submit. We submitted with pleasure! We purely and simply deserved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afterward."
——The Gulag Archipelago, Vol I, Chap I Arrest
以上的中文译版是我根据英文译版在群众出版社的中译版上作过修改后的译文。我不懂俄语所以也不知道原文是否如此,但我的确觉得didn't这个过去式用得实在太贴切了。
这里想讲的是另外一本书《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The Germans, 1933-45)。作者Milton Mayer是一个美国记者,德裔犹太人。他在战后在德国生活过,和十个他称为“我的纳粹朋友”的德国人交了朋友。这本书便是他自己倾听到的故事和调查研究。

魏玛德国作为一个一战后刚刚建立起的新政权,有着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大萧条导致的经济危机为纳粹的被选举上台提供了机会。通过一系列对魏玛宪制的毁坏纳粹党成功地将这个共和国转变为了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以上也是我们都知道的历史。
当然,当讲到为什么他们支持纳粹党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把问题指向了政绩,特别是在经济上的政绩:纳粹的执政令本来失业的他们找到了工作,经济在逐渐好转,可耻的不平等条约被撕毁。这些论调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经历过极端的贫困后好转,人们很自然是不希望再回到过去的。无论他们心中对纳粹党有没有怀有感激之心,至少享受着静好岁月的他们不愿意回到过去。
The good developmen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whether we had a democracy, or a dictatorship, or what. The form of governmen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A man had a little money, a chance, and he di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any system. Inside the system, you see the benefits.
好的发展和我们有一个民主制度,或是独裁制度或是什么其他的都没有关系。政府的组织形式和那是没有关系的。一个人有少许钱财,有机会,那他不关心任何体制问题。在体制内部,你看到收益。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只是这个世界的确存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区别。失业者、工人农民与低中产组成了纳粹强有力的支持力量,甚至基本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见到全德国的犹太人被迫害和杀戮,只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切身的好处。尽管一战后帝国的瓦解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自由不能当作生计的替代品。

自由的意义?
那么,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很自由的体制内,却能给我们自己带来相当富足的生活,那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自由呢?那些自由是我们本来就应得的(天赋的),还是只是可以由我们的政府施予或是剥夺的呢?正如“纳粹朋友”们认为的,他们觉得德国的战败只是因为一系列差错,希特勒他总体是好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被一些幕僚给坑了(是不是很熟悉的论调?)。我想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由爱好者不能定义政治上的“好”,那么我们无法总结出自由主义追求的意义。这也是任何一种能够通过创造经济繁荣来维持其专制统治的模式(无论是纳粹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得以腐蚀人类道德水准的原因。
关于政治上的“好”或者说“良政”,我想这里我无法展开讲下去。因为也许对这十个“纳粹朋友”以及其他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普通人来说,政治是否重要都是存疑的。

政治的地位?
The King makes war,and the people die.纳粹德国的人眼中国家是神圣伟大的,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关心政治吗?他们关心国家的兴盛,也就是国家大事。但他们却深深缺乏基本的权利意识,或者说作为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和道德义务。作者作为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下直白的对比:
Arguing with an American, you may ask him, with propriety, "All right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if you had been President?" You don't ask one of my Nazi friends what he would have done if he had been Fuhrer or Emperor. The concept that the citizen might become the actual Head of the State has no reality for my friends.
和一个美国人争论,你可能会正经地问他,“如果你当总统的话你会怎么做呢?”你不会问我任何一位纳粹朋友如果他当了元首或是皇帝他会怎么做。一个普通平民有可能成为国家元首对我的朋友来说并不现实。
我们说现代文明政治中公民的参与意识非常重要。在浸润着集体主义的国度,人们被教导他们都是普通的,集体是至上的。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政治观点,从个人来说,他们不关心自己或是他人的权利,多从个人处境出发去看待社会——既然我感觉到我的处境还是不错的,那这个社会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从国家或是民族来说,这些在实际生活中的小人物则像是站在集体的角度想问题,仿佛这个时候他已与自己的集体成为一体——国家的兴盛是纳粹党的荣耀,也是自己的无比荣耀。10个人中9个人在回顾过去时仍然把纳粹时期视为他们生命中的最好时期。

平庸之恶
在这静好岁月中,这段他们丰衣足食的日子中,难道没有任何的迹象让他们对政权的本质产生怀疑?书中的开始部分,实际上描写了在1938年纳粹“水晶之夜”中(在纳粹怂恿和鼓动下,各地纳粹分子走上街头,疯狂地袭击犹太人,破坏财产),Kronenberg(书中的背景地方,一个小市镇)中这十位纳粹党员分别在做的事。围观,参与或传达指令,这些普通人参与着对和自己同城的犹太人的迫害。接下来的岁月,他们可能听到一些关于集中营的传闻,但他们很自觉地认为那是谣言,即使到了战后,这些曾经的纳粹分子对大屠杀的暴行感到“集体的羞辱”,却不认为个人做错了太多什么。
这本书所展现的纳粹统治机器中的德国人,他们的生活给人的印象实际是很普通平凡的。这种图景第一次被世人和学术界聚焦关注,是在汉娜·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时候。她笔下的纳粹战犯艾希曼,庸碌而寻常,这引起了认为她在维护纳粹的争议——实际上,《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比阿伦特的著作还要早几年出版,但是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
她由是提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统治的极端之恶实际是由绝大部分人的平庸之恶支撑起来的。与传统的威权主义不同的是,全能国家的绝对权威和统治一切——无论是公众还是私人世界——的性质,让它必然需要绝大部分人的参与。也正正因为这样,通往罪恶之路对每个人来说是在不经意间造成的。人们倾向于相信常识,按照常识生活,享受熟悉感带来的愉悦,然而在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总结出的常识是天然无法对抗专制的。阿伦特认为正是人的平常最后造成了极权主义之极恶。

对于公共世界的构建,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如果我们真的足够热爱自由,也许它就不会那么被我们失去。但这一切对于本来就没有自由的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将一些纳粹德国的生活细节代入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天朝历史的了解。太阳底下真的无新事。
脑海中又想起了这句话:
“The fallacy is to believe that under a dictatorial government you can be free inside.” 
——George Orwell
“相信在一个独裁政府之下你在体制内部能够获得自由实际是一种谬见。”
——乔治·奥威尔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2015年11月9日星期一

小谈Jpeg格式图片中的Exif信息

我们在使用数码照相机拍摄照片的时候,会发现拍出来的图片文件往往会带有一些额外信息,诸如拍摄日期,相机型号等等。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用智能手机或带GPS功能的照相机,图片还会附加有其地理信息。了解图片存储机制的应该知道,Jpeg格式通过一定的压缩算法来保存其图片的图像信息,然而一个Jpeg文件(或其他格式图片文件)的内容远不只有图像本身。
可交换图像文件格式(EXIF,Exchangable Image File Format)是专门为数码照片设定的一套信息存储标准。其最初由日本电子工业发展协会在1996年制定。在摄影工业电子化的过程中已经完全普及。通过日本照相与成像产品协会(CIPA,Camera & Imaging Products Association)官方提供的EXIF 2.3的文档,我们可以了解图片额外信息在图片文件中的存储方式。
Jpeg图片文件通过0xFFXX(XX表示任意字节)的双字节来表示一个标记器(Marker),例如0xFFD8表示图片的开始(SOI,Start of Image),0xFFD9表示图片的结束(EOI,End of Image)。大部分Marker及其附属信息格式如下:
0xFF+Marker Number(1 byte)+Data size(2 bytes)+Data(n bytes)
FF后紧跟的1字节标记号,表示附加的Marker的类型,接后是两字节大小的数据表示数据区的大小N,然后便是大小为N字节的附加数据。0xFFE0-0xFFEF范围内的Marker表示Application Marker。EXIF对应的Marker标号是0xFFE1。其后两个字节的数据大小(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数字均以小端格式存储)。接下来是六个字节的特殊验证信息用于检验是否真正的EXIF数据,即“Exif”的ASCII码以及两字节的0x00。
通过UltraEdit工具打开一个jpg文件可以见到EXIF Marker和其后的校验信息
校验信息之后的第一个字节即为这段头部信息的结束位置,这个位置将用于接下来Offset(偏移值)的计算。图片信息通过IFD(Image File Directory,图片文件目录)的形式组织起来,TIFF头部后便是IFD 0。

上图截与EXIF的官方文档。在0号IFD块中,先有八字节大小的File Header,然后紧接着两字节的数据表示紧跟着的IFD的块数N。
这两个字节后面接着12N个字节的其他IFD块信息,也就是说在IFD 0中,其他IFD块的信息每一块由12字节来表示。其组织格式为:
Tag ID(2 bytes) + Data Type(2 bytes) + Data Count(4 bytes) + Value Offset(4 bytes)
Tag ID表示这一个IFD所表示的是这一个IFD块所表示的信息指的是什么,根据EXIF标准定义。例如,拍摄者的姓名(Artist)对应的Tag ID是315,x轴分辨率的Tag ID为282。
Data Type表示这一段数据的数据类型,举例列举部分对应关系:

  • 1 BYTE,表示一字节大小的无符号整数
  • 2 ASCII 一字节大小的ASCII码
  • 3 SHORT,两字节大小的无符号整数
  • 4 LONG,四字节大小的无符号整数
  • 5 RATIONAL,有理数,共八字节的大小,分别为两个LONG型整数p,q,表示有理数p/q
Data Count则表示数据的数目K,因此假如是Data Type为5,即RATIONAL有理数,而数据数目为3,则表示这段IFD块表示的数据大小一共为8×3=24个字节。也即数据大小为S×K,其中S为数据类型的大小。
Value Offset为4字节的数据,当S×K小于等于四字节的时候,说明数据刚好能够由这一块空间表示,这时候这四个字节即为数据本身,否则这四个字节表示一个指针,指向真正的数据位置(实际是一个偏移值,以TIFF头部信息结束位置为起始点的偏移值)。

举例:GPS信息的存储
在IFD 0中,大部分的附加信息仍然是通过偏移值的形式指引到其他的IFD块,例如GPS信息。GPS信息的Tag ID为34853(0x8825,小端),类型为Long,个数为1,其Value Offset表示一个指向GPS详细信息的位置的指针。
GPS的详细信息也是通过IFD形式组织起来的,因此在其起始位置为两个字节的数据(没有IFD 0的File Header),表示数据数目N,后面紧跟12N字节大小的详细数据。
在GPS IFD中,也有一个标准的Tag ID对应表,例如0表示GPS版本号,1表示南/北纬,2表示纬度。对应表如下:
LatitudeRef和LongitudeRef分别为一个字母的ASCII码,表示南北纬和东西经(通过字母N,S,E,W)。经纬度均由三个有理数表示,也即度/分/秒。海拔信息通过AltitudeRef和Altitude表示,AltitudeRef为0表示海平面以上,为1表示海平面以下。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详细的信息,诸如接收器的速度等等。

为了验证我自己对文档的理解是否正确,我写了一个简单的Java程序,可以通过命令行修改一个jpg文件的GPS信息。源码地址在Github上。测试结果是成功的。(诸如Instagram,微信或微博等手机应用在发送带图片的动态时,如果用户选择添加位置,应用会读取图片EXIF信息中的地理信息)
以上为阅读EXIF文档后的有限总结。

2015年7月3日星期五

2015春招实习求职总结

拖到这学期期末最后一周才来写这个,只能说是自己拖延症太严重。四月份不再有面试的时候只是想沉淀一段时间再来写,然而拖到现在也只是一个拖延症的借口了。
这学期开始的时候,某个晚上宿舍都在写自己的简历,我自然也在写了。说这点只是想说这学期的所谓面试准备其实是很不充分的,至少是没怎么实现寒假所计划的那个样子。然后短短的寒假也基本都是在美赛后在家里写写代码看看机器学习,各种基础学科都没开始复习。也只是简单地用Word参照网上的模板做了一下自己的简历。
算法,语言基础,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这些课在三月初都是重点准备的内容。投简历的时候,面对一直纠结过来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岗位,终于知道了答案。虽然自己唯一做过比较大的项目是用PHP写的一个网站,但其实自己对PHP和Web后台的理解还远远不到半点了解深入的程度,所以基本上都决定投和C++研发相关的岗位,然后打算靠着复习概念重新捡起来。等部分招聘信息开始通过同学转发等渠道传过来的时候,自己也已经知道各大公司的招聘主页才是最直接的投递方式,T厂和A厂的校友内推都投了,然而最后都是没有结果。
最早开始的笔试是本地的企业CVTE,在广工做试卷。印象其中最难的只有用C++实现STL中的vector的两个函数,和怎么找出一个无序数组中的中值。下午就是网易TTT计划的笔试题,比较记得的有判断大端小端的方式,堆排序的代码,一些SQL语句。最后一题是一个POJ上的题,1088。然而这题最后没想对方法硬用动规,其实只要记忆化搜索就好了。网易考完以后觉得发挥得不好,所以很意外能过。
CVTE的技术一面,也就是我的第一次面试,是去萝岗区的他们公司总部,面试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他看完我的简历问我要不要去后台,觉得我不适合C++岗,我坚持要面,然后后面的表现估计让他很失望,因为真的暴露出自己很多的复习不充分。
首先是要写一个拷贝构造函数,没给定场景,于是我直接写一个很简单的给他。写完以后气氛是尴尬的。他一副“就这样了吗”的眼神,然而我并不觉得有太大问题。但其实想一下,拷贝构造函数在遇到指针拷贝的时候,其实是存在深拷贝和浅拷贝的问题的,那时的我当然知道,但一方面出于对自己的掌握程度不够自信,另一方面不如说是以前读书做题一个很自然的习惯,题目条件不充足时,按简单的写,防止自己写多错多(高考的一个解题策略),所以只是设想一些简单的变量赋值。这就涉及到面试的一个特点。面试既然本质只是一个考察你水平的过程,往往你不是答出一个“没说错”的答案就够的。如果场景不给具体你,你就应该以一个有工程素养的人的角度去思考,在不同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的。就像这题其实考察你对深浅拷贝的理解的意图很明显,只是我实在图样图森破。
还有印象的问题有,你觉得C++适用于什么场景,STL有什么性能限制,Deque和List的区别,红黑树的特点,这些我基本都没答好或者没答出。数据库里,B树和B+树又有什么不同呢?答错。C++一般有什么主流的编译器呢,只说出两个。Linux命令问出一个应用场景也问倒我了。带着不可能过的确信,我的第一次技术面结束了。
心理上,我了解到其实面试没有我想象中紧张,因为会和不会我都能从容地应对,包括我答错的时候,面试官的那种眼神也没给我带来太大压力。我那时复习得并不充分也略盲目,反而给了我一个复习的方向。
去科韵路网易总部的一面,面得更顺利,最后也是没过。印象问了机器学习和网络爬虫的一些问题,所以也讲到了美赛的题目。面试官手上有你的笔试卷,笔试的选择题有几题犯了低级错误也被挑出来问了,这大概有很大的扣分。
室友在CVTE的二面那天中午接到了神马的电话,我预感下午或者傍晚也会有电话打来一面,果不其然。问到设计模式,我说我最近在看四人帮的那本书,他让我举例。于是我讲到MVC和单例。然后引下去问C++中单例模式如何实现。面试官对编译原理的那个词法分析器和数字图像处理的雾霾处理都很有兴趣,于是我也讲了很久。还有就是C++的delete[]操作符是如何知道数组大小的,多态动态绑定底层是怎么实现的,进程通信的方法。算法很走运地被问到一个很熟悉的问题,是找出大数组的第K大个数。我讲了分别在堆排以及快排上的两种改进。这次的面试感觉发挥得挺好的。
感觉面试官其实很少会对编译原理的那个SQL解释器有兴趣的,然而这个面试官不但很有兴趣,似乎他本科这门课也学得很认真。至少他还记得龙书上词法分析器的优化,我讲的是双缓冲区的优化,他告诉我书上有另外的方法。关于去雾霾的那个算法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如果你能让对方感受到你不但是一个能解决问题,而且对解决问题和获取新技能都有热情的人,那么真的会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我想项目经历的意义更多在于此吧。正如曾坤老师所说的那样,重点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你怎么实现。在讲项目经历的时候,如果把重点放在你的优化过程是能够加分的。而这一点只要你都有认真做过那个项目的话,面试前回顾一下就足够了。
神马的技术二面是在星期五下午。因为在上图形学,只好约一个晚点的时间然后中途出教室在隔壁教室等电话。第一次进二面还是挺紧张。面了两次,每次都一个多小时。
都是一些更深入的问题,第一次问了预编译的命令里定义宏的局限性,一个项目的整个编译的过程分为什么,你用过什么调试工具和测试工具,在大项目中如何使用。讲到SQL解释器,因为我说到用map来实现数据库表,他便继续问红黑树的原理,和Hashmap和map的区别,如果要在我们的项目上添加Group By操作要怎么做,TCP的四次挥手是什么,Linux下文件去重的命令,还有一些爬虫的实现。
第一次还问了两个算法题,一个是在分布式系统下利用MapReduce找出重复的数,还有在大的整数数组中找出和绝对值最小的三个数。第二题我最后在面试官的引导下一步一步地想出了一个并非最优的解法:先排序,对于每两个数的组合,二分查找出他们和的相反数。第一次的一些知识性的题我其实答得模棱两可,因为有一部分是不太懂的,比如我甚至不知道C++有Hashmap,不确定MySQL是否能添加多字段索引,出了大洋相。
第一次过后从教室回到宿舍,还没歇下来电话就来了。新的面试官还是对编译原理的那个项目有兴趣,顺着我讲的项目经历,问文件IO的时候使用文件流读写的缺陷。基类指针转换为子类指针时的注意事项,一道估算一座跨珠江桥的车流量的思维题,一道概率的计算题。在MapReduce模型下,找出URL相同而排名不一致的搜索记录。他还问了一下我对机器学习的了解,于是我还是举美赛中K均值的那个例子。
面完下来已经快八点了。第二次感觉自己虽然面的时候很蛋疼,但发挥得不坏。思维题那里,题目的参数,比如说桥的长度,车速,他都要求我估算出来,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后来我才想到条件的不足,因为需要加入安全行车距离。(这不就是上年美赛那题么=-=)我想我最后思路都讲清楚了。并且我也通过二面的几个算法题能够确认这是要做搜索引擎相关的程序。
结束以后我发现我阿里的状态已经变了,也就是神马和阿里其他的主干校招是一起的。后来就是在周末某晚俱乐部聚餐的时候突然打来的HR面,最后是过了。
腾讯没过的一面是我这次招聘季的最后一次面试。一开始讲进程通信,CPU调度的方法,感觉很顺利。但当问到MySQL有什么引擎,我只能列出两个而且不知道区别。数据库的事务讲不清楚。算法题,双向链表排序,使用O(1)空间,O(nlgn)平均时间,避免O(n^2)最坏,要怎么做?这道我现在还不懂问人也不懂的题大概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腾讯也是妥妥地跪了。
总结下来,对通过BAT级别的研发岗面试应该做什么准备心里有了底:

  • 你说得过去的项目经历。不是说做得多就好,而是能够体现你技术能力与素养水平的项目。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你只有课程设计的项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 基础的知识。包括一些What型知识和其衍生出来的Why型知识,主要是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设计模式和编程语言的知识,通过牢固基础和复习应对。

  • 算法。也就是How型知识,我想也只能通过多思考多练习来提高。进微软的室友整个面试过程几乎没有问What型知识,而是很多很多的直接写码的算法题。因为其实What型的知识你只要能复习得好都没什么问题,有些还只有那个答案,除非再问深入否则不能很好地反映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这是Google微软级别的企业和BAT的一个区别。

  • 使用工具的经验与能力。比如说测试工具,调试工具,Linux命令行工具等等,这些也是要靠平时积累的。感觉总体并不占特别大的权重,微软的面试也没有问。

  • 让对方感受到你能力水平的表达技巧。比如说你讲自己看某本书,某篇论文,某个课程上学习到了什么,你怎么把它们运用起来。在遇到不会或是不确定的问题时也不沉默,而是让对方看到你的思考过程。有人是能用实力把这个因素盖过去的。

  • 运气。当然不能说没。比如说我刚好碰上一个对编译原理有研究的面试官,或者刚好碰上一题思考过很久的算法题。有人是能用实力把这个因素盖过去的。

准备的书目除了基本的课本,对于C++来说,Effective,More Effective和深入探索对象模型是极好的。我反而没怎么看面试金典和编程之美。
总算没给软院拖后腿了。自己总结下来也是感触良多的。通过率奇低的这次招聘季,同时打击了自己的自负与自卑。离目标还有很远,还得看接下来的锤炼吧。
写于去杭州前,和两门科目考试修罗场之前。